累進稅率是一種稅收制度，其核心特點是稅率隨著納稅人應納稅所得額（或應稅財產(chǎn)價值）的增加而逐步提高。也就是說，收入（或財富）越高的人，其收入中需要納稅的比例也越高。

核心原理： “量能課稅”。它基于納稅人負擔稅收的能力，認為高收入者不僅應納稅額絕對值更高，其應納稅額占其收入的比例也應更高，以體現(xiàn)稅收公平。

實現(xiàn)方式：

1. 劃分稅級： 將應納稅所得額劃分為不同的區(qū)間（稅級）。
2. 設定邊際稅率： 對每個稅級區(qū)間內(nèi)的收入部分，適用一個特定的稅率（稱為邊際稅率）。
3. 超額累進： 當納稅人的收入超過某個稅級上限時，只有超過該上限的那部分收入才按更高一級的稅率征稅（這是最常見的累進方式，稱為“超額累進稅率”）。納稅人最終的平均稅率會低于其最高檔的邊際稅率。

舉例（簡化說明）： 假設某國個人所得稅稅級如下：

• 0 - 50,000元：稅率10%

• 50,001 - 100,000元：稅率20%

• 100,001元以上：稅率30%

• 納稅人A： 年收入40,000元

  • 全部收入在第一稅級內(nèi)。
  • 應納稅額 = 40,000 * 10% = 4,000元
  • 平均稅率 = 4,000 / 40,000 = 10%

• 納稅人B： 年收入80,000元

  • 0-50,000元部分：50,000 * 10% = 5,000元
  • 50,001-80,000元部分（30,000元）：30,000 * 20% = 6,000元
  • 應納稅額總計 = 5,000 + 6,000 = 11,000元
  • 平均稅率 = 11,000 / 80,000 = 13.75% (低于最高邊際稅率20%)

• 納稅人C： 年收入150,000元

  • 0-50,000元：50,000 * 10% = 5,000元
  • 50,001-100,000元（50,000元）：50,000 * 20% = 10,000元
  • 100,001-150,000元（50,000元）：50,000 * 30% = 15,000元
  • 應納稅額總計 = 5,000 + 10,000 + 15,000 = 30,000元
  • 平均稅率 = 30,000 / 150,000 = 20% (低于最高邊際稅率30%)

累進稅率的優(yōu)點

1. 促進縱向公平： 這是累進稅最核心的優(yōu)點。它要求支付能力更強的高收入者承擔更大比例的稅負，更符合“能者多付”的社會公平觀念，有助于縮小稅后收入差距。
2. 籌集財政收入能力強： 由于高收入人群的邊際稅率更高，當經(jīng)濟繁榮、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長時，政府稅收收入會以更快的速度增長，為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提供更充足的資金。
3. 自動穩(wěn)定器功能： 累進稅制具有內(nèi)在的經(jīng)濟穩(wěn)定作用。經(jīng)濟衰退時，個人收入下降，更多人落入低稅率檔次，整體稅負下降幅度大于收入下降幅度，可部分抵消收入減少的影響，刺激需求。經(jīng)濟過熱時，收入上升導致更多人適用更高稅率，稅負增加更快，有助于抑制過度需求，平抑經(jīng)濟波動。
4. 滿足公共需求：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（如國防、治安、基礎設施）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，累進稅有助于更公平地分攤這些公共產(chǎn)品的成本。
5. 社會政策工具： 政府可以通過調整稅率檔次和邊際稅率來引導社會行為（如鼓勵慈善捐贈的稅收扣除）、調節(jié)收入分配、支持特定群體（如提高基本扣除額保護低收入者）。

累進稅率的缺點

1. 可能抑制工作和投資積極性（效率損失）：

   • 工作努力程度： 高邊際稅率意味著額外工作（加班、升職、創(chuàng)業(yè)）帶來的稅后收入增加減少，可能降低人們增加工作時間和提升技能的意愿（替代效應：用閑暇替代工作）。
   • 儲蓄與投資： 對資本利得、利息、股息等適用高累進稅率，會降低儲蓄和投資的實際回報率，可能抑制儲蓄和風險投資，影響資本形成和長期經(jīng)濟增長。
   • 人才外流/避稅： 極高的邊際稅率可能促使高技能人才和高凈值人群遷往低稅率地區(qū)，或促使他們投入更多資源進行復雜的稅務籌劃甚至逃稅避稅。

2. 復雜性高，遵從和征管成本大：

   • 稅級、扣除、抵免、豁免等規(guī)則通常非常復雜，增加了納稅人理解和合規(guī)的難度與成本（如聘請稅務顧問）。
   • 稅務機關需要投入更多資源進行核查、審計和征管，行政成本較高。
   • 復雜的規(guī)則也為避稅和鉆漏洞提供了空間。

3. “稅級攀升”問題：

   • 在通貨膨脹時期，即使實際收入沒有增長，名義收入的增加也會將納稅人推入更高的稅級，導致實際稅負增加，侵蝕購買力。雖然很多國家會進行指數(shù)化調整（根據(jù)通脹調整稅級和扣除額），但并非所有國家或所有要素都完全指數(shù)化。

4. 主觀性和爭議性：

   • “最優(yōu)累進度”爭議： 達到何種程度的累進才算公平和有效率？不同政治理念、經(jīng)濟學派對此爭論不休。
   • 界定“支付能力”： 僅以貨幣收入衡量支付能力可能不夠全面（如家庭規(guī)模、健康狀況、地區(qū)生活成本差異等）。
   • 扭曲資源配置： 高稅率可能扭曲經(jīng)濟決策，引導資源流向稅負較輕但未必效率最高的領域（如過度投資于免稅的市政債券）。

5. 潛在的投資抑制： 對高收入者征收的高稅率減少了可用于投資的資本積累。

總結：

累進稅率是現(xiàn)代稅收制度（尤其是個人所得稅和遺產(chǎn)稅/贈與稅）中實現(xiàn)社會公平目標的關鍵工具。它強調根據(jù)支付能力納稅，具有調節(jié)收入分配、穩(wěn)定經(jīng)濟和籌集財政收入的優(yōu)勢。然而，其較高的邊際稅率也可能帶來效率損失，抑制工作和投資，并且制度設計通常較為復雜，征管成本較高。如何在公平（累進）與效率（激勵） 之間取得平衡，是設計累進稅制時永恒的挑戰(zhàn)。